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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一直爱着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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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6 天前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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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岁时,我就体验到了电视里的那句广告词:感觉身体被掏空。夜晚,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达到十几次;冬天,体育课上最简单的热身运动,也能让我汗如雨下。
  
  母亲察觉出我的异常,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。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,随即起身问道:“检验科,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,尿蛋白是‘四把加’吗?确认无误吗?”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,医生回到座位上,面色凝重:“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,我们这,看不了。”华西医院是治疗疑难重症的,听医生要我们去那里复查,母亲眉头紧锁,变得不安起来。
  
  华西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。母亲不信,一再告知对方,我在另一所医院查出尿蛋白选项有“四把加”。她一边用手拉住检查人员,一边在挎包里翻找上一家医院的尿检报告。检查人员犹豫了几秒钟,决定再为我查一次。果然,第二次尿检报告上“尿蛋白”又是“四把加”。
  
  医生拿着报告,认真地给母亲讲解,我听不懂,却心里暗喜着:太好了,这几天我可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。
  
  我牵着母亲的手,一蹦一跳地跑下楼,刚走出华西医院大门,母亲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,从这之后,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打开了:我和表妹在家玩捉迷藏时,无意间推开厨房的门,看见小姨正拿着纸巾递给母亲,母亲在哭;半夜起夜经过客厅,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抽烟,借着月色,仍然能看见母亲眼角闪烁的泪光。
  
  从华西医院回来,母亲帮我向老师请了长假,我住进了医院。母亲开始变得很迷信,她固执地认为:她在本命年没有穿红衣服,才会招来霉运。在病床前,她和小姨念叨:“我的本命年,可是为什么遭罪的是我女儿?我甘愿替女儿受罪。”她花重金给我买了一块小金佛,用红绳子拴紧,让我时刻带在脖子上。
  
  2
  
  2002年,我上了初中。在摸清医院看病的全套流程后,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,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,享受著挑大梁的快感。
  
 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,医生建议我换成激素治疗试试,让我把母亲请进来,一起敲定方案。我自豪地说:“我妈妈没来,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来。”医生说:“你们母女俩真奇怪,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,给你讲完一遍,还得给你妈妈讲。”我很疑惑,走出门诊部,用IC卡给母亲打了个电话,告知她治疗方案有变。没想到5分钟后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原来,母亲从来就没放心过我,一直默默跟在后面。
  
  我选择接受激素治疗方案,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泼尼松,仅仅因为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更好看些。曾有亲戚调侃,说我的肋骨可以弹琴,看着我就知道家里穷。我不甘示弱:“我家才不穷,我妈妈赚的钱都买药了,我的药可贵了,有人体胎盘、有蜈蚣、还有鹿茸,贵得吓死你。”
  
  我的确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家和“贫穷”二字沾边: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,母亲怕我累着,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;后来,她又怕我往返医院时会出什么紧急情况,给我买了一部手机。这两款初中生界的“奢侈品”,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前端的“弄潮儿”。后来我才得知,这些都是母亲全年无休、用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通宵夜班换回来的。
  
  3
  
  激素治疗期间,药物副作用特别强烈,刚输上5分钟液,呕吐感就排山倒海地袭来。我再也不能一个人去输液了,只能同意母亲的陪同。
  
  每天中午,母亲都挖空心思给我准备午餐,我却什么也吃不下。有一天,母亲买回来三菜一汤和一只烤鸭。母亲拧下一个鸭腿,举到我嘴边,“多少都得吃上一口”。肥腻的鸭腿让我反胃,我下意识用输液的那只手使劲推开。没想到,动作太大,输液瓶被我扯了下来,砸在手背上,针口处开始冒血。
  
  母亲一边喊护士,一边手忙脚乱地用纸巾帮我止血。我感觉到手背一阵火辣辣地疼,抑制不住怒火,抓起鸭腿使劲一甩,正好丢到了赶来的护士脚边。母亲一愣,接着抓起白色的泡沫饭盒,一股脑全丢进垃圾桶:“变着花样伺候你,你到底想干什么!”说完转头离开了病房。我脑袋“嗡”地一声,坐在床上哭成了泪人。
  
  等母亲再次返回病房时,我还在抽泣,想主动跟母亲说话,一张嘴却哭得更厉害了。母亲手里提着和之前一样的饭菜,还带回来一罐可乐。她红着眼睛对我说:“你两天没吃东西了,多少吃点。妈妈给你买了一罐可乐,等吃完饭,妈妈就想办法给你喝。”我很爱喝可乐,但医生不让我喝饮料,没想到最遵医嘱的母亲,竟然会主动给我买。
  
  母亲所说的办法,是把开水倒进饭盒里,然后把可乐放在热水里。接着,母亲拿纸给我擦眼泪,笑着告诉我马上就有可乐喝了。可是忽然,易拉罐“砰”一声炸开了,可乐喷向四面八方。母亲赶忙拿起纸巾,蹲在地上反复擦拭地砖缝里的可乐。看着她的样子,我心里揪着疼,厚重的负罪感铺天盖地袭来。
  
  激素的副作用开始显现,我的骨骼线提前闭合,再也没有长高过,体重却到了145斤。胖了之后,我发现很多人开始和我保持距离。我开始讨厌逛街,讨厌买衣服。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。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,故作轻松地逗我:“咱们多划算啊,给同样的钱,买同样的衣服,布料却比别人多,赚了。”说这些话时,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,如果我笑了,她就会松一口气。
  
  4
  
  2005年,我上了高中。随着泼尼松越吃越少,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。这时,我和班上一个男孩恋爱了,老师告诉了母亲。
  
  可是母亲并没有质问我,甚至都没提这件事。我按捺不住了,主动和母亲谈起这件事,母亲问:“那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况吗?你得和那男生说实话,不能瞒着人家。”见母亲默许了,开心的我一个劲地说:“他知道,他都知道。”我被喜悦冲昏了头,没去思考母亲的担忧。很快,这份担忧就应验了。
  
  一天晚自习结束,我们走出校门,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,和我并排走向公交车站台。忽然,有人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。我转身看到,男朋友的母亲拉着他往电瓶车上拽。他的母亲对他喊道:“她有病!她会拖累你的!你必须去当兵!”
  
  我心里一紧,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。接着,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。张口喊了一声“妈妈”,就再也说不出话。我哭得很伤心,母亲一个劲让我别哭,自己却和我一起哭了起来。
  
  5
  
  2007年,我的病情一直在反复。母亲的心情也随之跌入谷底,开始急病乱投医。她看到一个小广告,说某家医院是肾病方面的顶级医院,就带着我去了。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,我的病一定能治好,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医药费单,一副中药500元。
  
  那时母亲已经下岗,重新找的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。她拉着医生的袖子,哀求医生给便宜点。医生拿出一个本子,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患者的年龄和金额,推到妈妈面前:“看,还有一副药收1200元的,收你500元,只是成本价。”母亲看了看我,坚定地说:“我们治。”
  
 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,报纸刊登出黑医院名单,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。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钱,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宽慰说:“没事,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,抱怨这里太远了吗?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,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看。”
  
  母亲说得很轻松,可是我知道她已经没钱了,母亲下岗再就业,一直担心自己会被辞退,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,生怕断了收入,让我无法继续治疗。
  
  高三下学期,我再次入院,准备做肾穿刺活检手术。手术前,有半个月的排期。排期期间我每天不是端个饭盒去餐馆打饭吃,就是去小卖部看电视。我拒绝母亲陪同,因为舍不得母亲操劳。母亲每天都给我打电话,我努力向母亲证明,我在医院过得很愉快。
  
  手术结束后,肾穿刺活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,我是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。医生说,虽然我的病程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时间跨度最大的,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,“养护”着我的肾,所以我的病情是最乐观的。“所有的功劳,都该留给你妈妈,幸好这8年,她一天都没有放弃过。”
  
  随着我慢慢地痊愈,我变得开朗、自信起来。如今,我也是一位母亲了,有了个健康活泼的宝宝。有了宝宝之后,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。我爱我的孩子,就像母亲爱我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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